作者：陳安雅
我是精神障礙者，一直努力融入社會，卻一次次被環境擊倒，大學四年級重度憂鬱症發病，拖了半年才進入治療，過了一年才完全緩解，也進入第一份工作，但職場壓力讓我完全耗竭，最後辭職，甚至一度想自殺。之後求職不順，擔心抗壓性太低，最終失業了一陣子，也領取了政府的失業補助。我想說的是，精神障礙者不是不想工作，而是缺乏適合的支持系統來幫助我們穩定就業。即便是相對高功能精障者，仍然難以穩定就業。
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NPO，這是一個相對友善的環境，但我仍因為疾病時常請假，剛好又遇到家人過世，導致身心再度崩潰。我的主管是個非常理解的人，他願意彈性調整我的工作模式，但他也常常陷入兩難：「要以人為本，還是要完成組織的任務？」我想說的是，現有的就業環境，即使遇到友善的主管，仍然沒有完善的支持系統來讓精神障礙者穩定發揮工作能力。
這些年來，我的答案一直在變動。曾經，我以為自己只要努力適應社會，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，就能過上「正常的生活」。但後來我才發現，對於精神障礙者來說，這條路並不只是努力就能走得順暢。我們需要的，不僅僅是機會，而是一個真正適合我們的環境，一條能夠讓我們穩定發展、發揮自身價值的職涯道路，對我來說總是有個困惑，為什麼社會總是創建一個環境，然後希望所有人去適應那個環境，而不是因應人們創建任何人都適合生存的環境呢？
從被照顧者到助人者的轉變
回顧自己的經歷，憂鬱症發病後，我嘗試回到職場，卻在一次次的碰撞中耗盡力氣。即使找到一個相對友善的環境，還是因為疾病而難以長期穩定工作。在那些低潮反覆住院的時刻，不是護理師讓我離開病房去參加OT課程，而是病友陪伴我從起身開始、慢慢在病房走動、慢慢的去上課，這些人對我的陪伴，讓我重新看見希望——不是以專業輔導者的身份，而是以「同樣走過來的人」的視角，告訴我：「我懂你」、「我知道妳躺著不是很懶，而是真的起不來」，“同理” 跟 “共感” 終究是兩個不同的事情。
這種支持，讓我開始思考：如果我曾經被這樣的力量扶起來，那麼，我是否也能成為別人的支撐？於是，我選擇回到大學讀社工系，試圖用專業知識讓自己有更穩定的助人能力。但內心仍然不時浮現疑問：「我真的能夠勝任嗎？我還是個需要被幫助的人，真的能去幫助別人嗎？」這個問題，我想，並不是只有我有過。許多精神障礙者，即便願意投入助人工作，也常常會有這樣的自我懷疑。但後來，我才理解：「助人者」與「受助者」從來就不是絕對對立的身份，而是一條流動的光譜，有時我們需要被支持，有時我們有能力支持他人。
期待讓這條路更清晰、更穩固
我期待，台灣能夠真正為精神障礙者提供一條清晰的職業路徑，而不是僅僅停留在「服務方案」的概念裡，如今卻在就業路途上困難重重。我期待，未來的精神障礙者不再需要為了找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而四處碰壁，而是能夠走上一條既發揮自身經驗、又能獲得穩定支持的職業道路。我期待，當我們談論「復元」時，不只是指個人的心理狀態，而是指「社會是否提供了一個讓我們能夠發揮價值的機會」。當精神障礙者能夠成為助人者，這代表的是：「我們不再只是被照顧的對象，而是能夠貢獻社會的一份子。」
我想助人，但沒有合適的職業路徑，如果當時……
我們不只是需要被支持的人，我們也能成為支持他人的人。
我們不只是社會需要照顧的對象，我們也能成為社會的一部分。
有時我會想，如果台灣有穩定的「同儕支持員」職涯發展，我或許不需要花四年重新回到學校，只是為了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職業路徑。或許，我不會在求職的過程中一次次碰壁，不會因為找不到穩定的工作而懷疑自己的價值。或許，那些跟我有類似經歷的人，不需要像我一樣走那麼多彎路，而是能夠更早地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。這也是我為什麼對「同儕支持員」充滿期待——不只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更多和我一樣，在復元路上努力走著的人。我期待這一天的到來，也期待這條路能夠真正被走出來，走得長遠，走得穩固。
這個改變的不只是個人，而是整個社會
這不只是關於個人就業，而是關於社會如何看待精神障礙者的價值。當我們能夠在一個穩定的支持系統下發展職涯，這不只是減少失業率的數據，而是讓更多人有機會透過這份工作，重新找回自己的意義與價值。
這樣的改變，對政府來說，是一項能夠減少長期醫療支出、降低失業補助的投資；對企業來說，是一種提升職場多元性與包容性的機會；對社會來說，則是一種讓精神健康議題更加可見，並且真正落實「復元」概念的重要步驟。
而對於精神障礙者來說，這是一個從「被照顧者」轉變為「助人者」的機會，讓我們不只是活著，而是能夠活出自己的價值。
